叶桐

　　地方两会日前密集召开，单独二孩的政策也在密集落地，不乏人口大幅反弹的担心。对此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人口统计研究室主任、人口预测专家王广州认为，单独二孩放开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只有一两百万，超过3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小。

　　人口发展变化后果不可逆

　　第一财经日报：前一段时间放开单独二孩，有人担心生育率会有大幅度提升。你怎么看？

　　王广州：我用计算机人口仿真系统特别做了预测，单独二孩放开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只有一两百万，超过300万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对人口结构的影响非常小。担心政策放开马上引起失控，这可能是一种非常简单化的思路，假定人们的生育行为完全受生育政策影响。其实社会已经变化了，除了政策之外，人们的生育行为很大程度受教育水平、生活环境等的影响。

　　2004年，有个省说它的生育率居高不下，我给他们一个最简单的建议，就是让所有女孩都受教育，一个都不辍学，都上到高中毕业。你看，生育率肯定就下来了。现在社会变化多大啊，你还按上一代人的生育观说她会生起来没完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　　日报：我这几年做人口报道，感觉生育政策调整有很大的阻力。为什么会这么难呢？

　　王广州：我认为这还是认识上的问题。中国的许多事情，包括人口的事，我最担心就是事后诸葛亮。事前其实已经提出很多建议，但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

　　人口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，但是一旦出来后果不可逆。有些前瞻性的研究，如果你认为它错了，可以公开讨论，可以纠正。我们没办法跑到事实前面去看结果，但是可以从各种蛛丝马迹研究它的走势。

　　如果我们已经明显看到受教育程度不同女性的生育率都在下降，那凭什么说生育率还一定会回升？证据在哪里？对人口发展来说，方向是不能错的，一旦错了，后果会影响深远。

　　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

　　日报：作为人口学者，你怎么看待总和生育率这二十多年的争议？

　　王广州：有几个原因造成这个争论：首先人口数据公开程度很差。本来就没公布清楚，大家也就搞不清楚。这好比医生给病人看病，病情都不清楚，怎么能确诊？

　　从统计学原理来说，个体总是很难把握整体。只有把不同的数据汇总在一起，分析研究才行。但现在数据不足就更困难了。就人口学研究来说，再高明的计算和预测，都不如第一手的数据，哪怕它有偏差。我们可以根据偏差情况和方向做调整。

　　数据的不足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做人口学研究的最大限制。我个人感觉是个很遗憾的事情。现在恰恰是中国人口转型的重要时期，第一手的数据非常宝贵，充分、客观地分析研究这些数据，判断中国人口的真实状况，更加准确地预测中国人口的走向，于国于民都是件好事。

　　另外我们也看到，关于总和生育率的争论背后很复杂。有些部门和个人置身其中，可能是出于利益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原因，总之迄今争论不休。

　　日报：不少人口学者提到第六次人口普查(下称“六普”)的数据，认为有比较高的出生漏报，所以1.18的总和生育率不可靠。根据你的研究，出生漏报率到底有多少？

　　王广州：六普由于普查口径的原因，确实有比较多的重报。不过在数字公布之前，已经做了去除。当然现在数据不清楚，我还不能判断去除做得是不是到位。六普公布的漏报率是0.12%，这是总人口的漏报率，分年龄的漏报情况怎样，不知道。没有原始数据，我用北京大学CFPS2010、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根据六普数据进行复核，最后推断，出生漏报率大致在12%到15%之间，个别地区能达到20%。这也只能是一个估计。

　　日报：如果出生人数是这样的漏报水平，那么现在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呢？

　　王广州：我根据六普的年龄结构和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，估计了从2000年到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。其中2010年总和生育率的均值在1.29，上限在1.32，下限在1.25。考虑到出生漏报和育龄妇女重报等各种因素，我认为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.4左右。这个判断的其他依据是，从六普数据看，农村育龄妇女中文盲和小学教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是1.64。这个就相当于总和生育率的极值，全国的平均状况不可能超过这个。根据这些信息，我个人的判断是，总和生育率既不像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.2以下那么低，也没有国家计生委说的那么高。

　　日报：如果是这样，那中国基本上一只脚已经踏进低生育率陷阱了？

　　王广州：人口学界是有这个说法，认为1.3是警戒线，生育率低于这个水平就很难再反弹回去。中国确实已经在这个边缘徘徊着。当然具体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没有充分的数据。但是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，不管用什么方法估计，中国已经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了。